洛水尘缘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谈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对我们的环境我们应该有一个历史的了解，这样，对我们所愿意进行的各种活动容易产生比较有效的办法。我想很少人会不同意我下面这个看法：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而这个危机是双重的，它有内在的一面，也有外在的一面。内在的危机方面甚多，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点，也是比较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权威的失落”。
   “人文学科”的工作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不能任凭自己进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时代”。(这裹所谓的权威是指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或实质的权威【authoritative or substantive authority】而言，不是指强制的或形式的“权威”【authoritarian or formal authority】而言。)我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你现在对文学特别有兴趣，你想做一个文学家，做一个小说家或诗人，或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那么，你如何开始呢？如何进行呢？首要之务就是：必须服从你所心悦诚服的权威，如果你不根据权威来进行，就根本没有办法起步。首先。你必须先服从语言的权威，这在美国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所接触到的美国的各种现象和我所接触到的国内的各种现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彼此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很多年轻人不会英文。现在一般美国大学几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连情书都不会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写，每一句话里都有文法错误。而且他们脑筋里没有什么语汇，只会几句口头上说的话，稍微要表示一点自己意思的时候，就会犯文法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复杂，诸如美国人反对学校里教文法，对“进步的观念”很是误解，以及电视的影响等等。)一个人如要写文章，一定要能驾驭语言，那么语言才能做很好的工具。如何使语言成为很好的工具呢？第一，要相信你的语言是对的；第二要服从对这种语言有重要贡献的人的权威性。以写中国旧诗为例，你必须承认李白、杜甫写得好，晚唐的李贺虽然有些问题，但也不失他的权威性。服从了某些权威，根据这些权威才易开始你的写作。假如像美国一些年轻人那样，连文法都不相信的话，那么起步都不能，当然做不了诗人了。假如你耍写小说，就必须学习如何写小说。我们中国人特别聪明，有些在高中的少年，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和老师的启发，就可以驾驭我们非常困难的语言，就可以写出很漂亮的中文来。但是，他们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作品没有什么内容，写来写去还是那几句很漂亮的话。很可惜的是，一些成名的作家却一直停留在这种青春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服从过深厚的权威，没有根据深厚的权威来演变。大家要是看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如果看过杜思妥也夫斯基写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话—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当中一定有人看过这些小说—就会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你真正要写小说的时候，当你真正欣赏别人写的经典之作的时侯，当你发现那种经典之作真是了不起，那些着作就很自然地变成了你的权威，那么，你就能根据你所信服的权威一步一步地演变，为自己的工作开出一条路来—当然你不一定要一直完全信服那些权威，更不必也不可重复别人写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能在“学习”中找寻“转化”与“创造”的契机；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
   可是，我们中国的人文世界中就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我们中国就是发生了权威的危机。为什么呢？最主耍的原因是：我们中国好歹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当然，有些人觉得传统了不起，听说有些研究所的老师收学生的时候，要学生烧香，向他磕头。这只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其他同类与不同类的例子也很多。然而，那种非常没有生机的活动，那种使人觉得“疏离”(alienating)的活动，那种与现在生活习惯距离很远，非常勉强的活动，实在不能产生真正的权威性，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不能使人对“权威”产生敬佩之心，不能从敬佩之心中根据权威来发展自己。另外，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成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这种勉强的、以情绪为基础硬搞的办法，常常不是发荣滋长的途径，不是很有生机的办法。首先“硬搞”在理论上常常站不住脚；其次，在实际环境中常常会使得别人发生很大的反感。所以常使维护傅统与反对传统的两派产生强辞夺理、相互争论(polemical)的关系。这样并不能对维护传统这件事产生实质的页献。这种办法很难使传统在现代的环境中发扬，用我的话来讲，很难使传统达到“创造的转化”的结果。
ps:转自林毓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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