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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kopyang 于 2008-10-12 11:03 发表 
看看马克思是怎么样评论太平天国的，“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 ...
转一篇文章: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何以前后不同
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事件，150多年来，一直是史学评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否定的声音占上风。清廷的御用宣传工具，都称其为“发匪”、“长毛贼”；民国以后的知识界，大都沿用旧说。可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后，上下又一致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的领袖人物洪秀全，更被毛泽东誉为“近百年来的志士仁人”之一。可是，到了近些年来，由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见仁见智，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形成尖锐的对立看法，各不相让。只是令人感到奇怪和有意思的是，不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除了摆事实外，双方都引用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老人说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把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全部著作读了，这才终于弄清了“庐山真面目”。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 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即“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1856年10月17日，他在《欧洲的金融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对人对事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好的方面就肯定，错误的方面就批评，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是实用主义，实在不足取。现在，急需有史论家对“太平天国”造反运动作全面总结，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接着，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了起义的观点，说中
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同月22日，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里，对“太平天国”他说是“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1858年9月3日，在《鸦片贸易史》中，他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的看法。而在该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
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就在马克思热情肯定“太平天国”的同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另一位大胡子老人恩格斯，也发表文章支持。他于 1857年6月5日发表的《波斯和中国》，说“太平天国”造反是“大起义”。而同年7月4日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又说：“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
但是，只隔了几年工夫，大胡子老人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1862 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老人家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面对上述情况，怎样去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前后不同的评价呢？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就会发现还是大胡子老人讲得有理。尽人皆知，任何事物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的造反自然也不例外。金田村起事后，他们确实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事。但是，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加上农民本身的狭隘性，在其建都南京后，就急骤地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先是高层领导的腐败变质和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然后就发展到杨、韦内讧，直到石达开的带兵出走，当初的那一点革命性很快就丧失殆尽。而伟大的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一变化才作出前后不同评价的。那时候，天各一方，通讯极不发达，远在万里之外的大胡子老人，不可能对“太平天国”
的发展变化及时了解和掌握，只能在每隔一段时间根据自行掌握的信息和资料去作判断。因此，对“太平天国”的造反要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只有在其运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
我把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通读后，更觉得他的前后不同的评价，都是有道理的、正确的。
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对人对事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好的方面就肯定，错误的方面就批评，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是实用主义，实在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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